据统计，到2050年，我国海水养殖碳汇总量可达到400多万吨。碳汇渔业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考虑环境承载力，取得产能与环保双赢的结果。当下业界需要探索的是，强调生态养殖的碳汇渔业，如何获得良好的经济回报，使“蓝色粮仓”有利可图。
为了激发碳汇渔业的行业活力，建立针对渔业的碳汇补偿制度、建立统一的碳汇核算标准十分必要。
控制碳排放源是被动缓解温室效应的有效途径，而增加碳汇则是主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思路。作为潜力最大的碳汇类型，蓝碳能够通过利用海洋活动及海洋生物吸收、固定、移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意义重大。随着蓝碳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渔业的碳汇功能也受到关注。
“碳汇渔业”是渔业的发展趋势，本质是传统渔业生产方式在环境保护压力下的转型，但随着人们对水产品需求的日益增长，如何能在保有“碳汇渔业”的生态属性的前提下，又能使之成为“蓝色粮仓”国家战略的基础保障？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可移除的蓝碳发展潜力巨大
对于“碳汇渔业”，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启升将其阐释为：以渔业生产为依托，以海洋生物为主体，对海洋水体中的二氧化碳进行消耗和排出，并将已经转化为“生物产品”形式的碳移出水体的过程和运行机制。具体地说，“碳汇渔业”是指通过收获贝类、藻类、滤食性鱼类、甲壳类等养殖海产等将碳产品移出水体，使碳被再利用或被储存。
碳汇渔业所具有的固碳能力和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索开发。
我国海岸线横跨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地区，拥有丰富的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我国海水养殖面积和产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其中贝类、藻类养殖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0%以上。
我国海岸带生态系统和渔业碳汇的增汇潜力巨大。
农业农村部统计资料显示，经过30余年的海洋牧场建设，我国现已建成的海洋牧场每年总固碳量约达19万吨，同时消减了大量氮、磷元素，产生的生态效益可达604亿元/年，大大超过牧场直接经济收益319亿元/年。
渔业的碳汇不仅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同时也在将固定的碳从海洋中移除。
我国贝、藻类养殖技术十分成熟，而且早已实现产业化生产。它们产量高，产量稳定，海洋中具有微生物泵作用的数量巨大的海洋微生物，以及那些能进行光合作用的海洋藻类都具有固碳作用，一些滤食性水产品种，如贝类和以浮游生物、贝类、藻类为食的鱼类、甲壳类和棘皮动物等则可以通过营养转移的食物网机制实现碳汇，人类通过收获水产，把这些碳移出海洋系统。
有机构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水养殖产量将达到2500万吨。按照现有贝藻产量比例计算，海水养殖将每年从水体中移出大约230万吨碳；到2050年，我国海水养殖总产量预计达到3500万吨，其中海藻养殖产量将突破1000万吨（干重），其中贝类固碳180万吨，藻类固碳235万吨。到2050年我国海水养殖碳汇总量可达到400多万吨。
环境友好型渔业产能与环保双赢
渔业对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起双重影响，对产能的过度追求会引发环境危机，从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一方面，渔业是大气二氧化碳的吸收、汇集、贮存库和缓冲器，渔业生产中的贝、藻养殖以其巨大的生物量贮存着大量的碳；另一方面，渔业又是一个高耗能、排放比较大的产业，我国现有机动渔船数量多、功率大，碳排放量较大，且投饵使用率较低，水体环境受到破坏，近年来赤潮等与海水富营养化有关的生态恶性事件频发，与海水养殖业的无序发展不无关系。
同时，全球气候变化也反作用于海水养殖产业。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水养殖影响的研究依然存在诸多的未知量和不确定性。全球变暖导致的升温会改变养殖贝、藻生物的代谢过程，在改变其体内物质净累积的同时也改变其品质，最终影响其对碳的固定与存储，以及碳汇功能，而极端天气（如台风）对海水养殖的破坏效应更是难以估计。海洋酸化则会影响海洋食物网中物质和能量从初级到次级生产者及更高营养级的传递，引发食物链效应。
碳汇渔业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考虑环境承载力，要科学地进行渔业生产活动，不仅要强大的产能，更要承担维护全球气候的责任，取得产能与环保双赢的结果。
为了可持续性发展，兼顾环境效益，需要选择固碳率高的养殖品种，提升养殖技术，并根据海域的容纳量，以贝藻为基础，把不同水产品类组合到一起，通过循环经济模式，实现碳汇与经济效益双重目标。
早在2011年，作为一种新型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模式，碳汇渔业就在舟山市东极新型海洋牧场示范区暨碳汇渔业实验区崭露头角，不仅提高了整个海域的鱼类产量，还有效保护了当地的海洋生态系统。
牧场内30公顷的牧场建设示范区，投放了鱼贝藻复合礁、鱼类礁、人工海藻礁和乌贼增殖礁等8类礁体，进行增殖放流和大型藻类移植；另有20公顷的碳汇渔业试验区，主要进行厚壳贻贝筏式养殖。经评估，与其他生态系统相比，该牧场的贻贝养殖固碳速率为水库的1.36倍，滨海湿地植被的1.55倍，红树林湿地的3.36倍，全国天然林的3.88倍。同时，在经济效益方面，据对东极及其周边海域钓捕作业和业余垂钓爱好者的社会调查发现，牧场区内钓获鱼类种类和数量均明显增加，与牧场建设之前钓捕数量相比增加了数倍，经济效益明显。
新余市是江西省实施碳汇渔业的先行者，通过渔业增殖放流，选择以鲢、鳙鱼等滤食性鱼进行人工放养，利用生物食物链原理，消耗水中的富营养化物质，达到利用生物净化调节水质、保护饮用水源安全和增加渔业碳汇的目的。据新余市相关部门统计，2011年，仙女湖的鲢鳙产量达到4000吨，按照渔业碳汇折算，固碳量可达470吨，折合成二氧化碳当量1740吨，年固碳量相当于造林2600亩。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激发产业活力
碳汇渔业不仅可以产生经济效益，还具有生态服务价值与正外部效应。借鉴传统的公共产品补偿思路，渔业的碳汇功能理论上应该附加生态服务价值，并在市场中自由交易。但事实上，目前碳汇渔业对于固碳的作用并没有反映在产品价格中，经营者提供了蓝碳扩增服务，付出了成本，却并不能从中获得额外收益。
因此，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人类从事渔业活动主要是为了获取渔业资源，而不是为了碳汇；学界也始终聚焦在养殖技术和渔业经济效益层面，对渔业的固碳效应基本没有涉及。渔业的碳汇功能的发掘只是在经营者从事渔业生产活动时无意中进行的，其发展并没有推动力。发展渔业碳汇补偿是对碳汇渔业的重要促进，市场经济将对碳汇起到有效推动作用。
当下业界需要探索的是，强调生态养殖的碳汇渔业如何获得良好的经济回报，使“蓝色粮仓”有利可图。为了激发碳汇渔业的行业活力，建立针对渔业的碳汇补偿制度十分必要。
国内现有的关于渔业碳汇补偿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将政府作为补偿主体，通过构建补偿模型测算出政府蓝色碳汇补贴额度与补贴期限；二是从海水养殖行业本身出发，通过衡量渔业碳汇价值，测算交易市场中的蓝碳交易价格，为建立碳汇补偿与交易标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而渔业碳汇补偿制度会涉及沿海14个省（市、区），各地海域生态基础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迥异，无法全部采用统一的补偿模式。
因此，建立统一的碳汇核算标准是渔业碳汇补偿合理、灵活与有效的必要环节，而建立能够适用于三大海区的、简明科学的碳汇核算方法则是关键。为此，应积极展开渔业碳汇专项调查，密切掌握不同海域海洋生态系统的碳汇动态，构建全国蓝色碳汇数据库。考虑各个海洋牧场的所属海域环境、养殖品种与养殖期限等方面的差异，进行科学合理的渔业碳汇核算，为渔业碳汇补偿给予科研保障与技术支持。
在补偿主体方面，政府补偿更能体现碳汇渔业的机会成本，且易于实施，但动用财政资金存在一定社会成本，而且自上而下的传统行政手段有可能影响补偿效率和效果；市场补偿相对来说更加灵活，对海洋牧场建设与蓝碳增汇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但我国蓝碳交易市场尚未形成，交易平台和市场秩序的建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技术、时间。基于此，在当前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对渔业碳汇补偿开展进一步的探索与尝试，或许是更稳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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