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汉祥，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所长，从事海洋水产研究20多年，是我省最权威的渔业专家之一。他提出的伏季休渔方案，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后实施，成为我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保护渔业资源的实例。
面对渔业资源的现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钱江晚报》：在您看来，浙江的海洋渔业资源现状怎么样？
徐汉祥：打个比方，现在的状况就像是海上的一条船，在风浪里颠簸，已经摇摆得很厉害，非常危险了。如果船翻了，那就完了。海洋生态系统破坏，就很难恢复了。
《钱江晚报》：您觉得，船会翻吗？
徐汉祥：像现在这样持续的超饱和捕捞，持续的资源衰竭，完全有可能翻船，就像当年的渤海湾一样，变成一片死海。但到这个程度也不是一年半载，还有一段时间。
《钱江晚报》：省海洋与渔业局的一份材料显示，“今年全省渔业生产实现开门红，海洋捕捞产量58.12万吨，同比增长11.1%”，您怎么看这个增长？
徐汉祥：有人以为，这个增长是好事，这其实是误区。相反，它是个危险的信号，说明我们的资源已经严重衰退了。海上的生物链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一般，6至8斤小鱼养成1斤的大鱼，现在大鱼吃掉的小鱼少了，小鱼的量就多了。我估计产量还会继续增长。到后来，可以吃的鱼越来越少，带鱼、鲳鱼或许也像黄鱼一样要灭绝了，春节时，舟山的大鲳鱼在饭店里已经卖到了1000元一斤。等到只有浮游生物，海洋生态系统就彻底完了。
《钱江晚报》：海鲜少了，会影响老百姓的餐桌吗？
徐汉祥：鱼也不是每天吃的，还能有虾蟹等可以补充，虽然营养不如鱼。其实，这个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大问题还是渔民。
《钱江晚报》：您是说渔民的出路？
徐汉祥：是的。我们早就在实行渔民上岸工程，但很多渔民上岸后，又回到海里了。相对来说，渔民是比较弱势的，他们没有什么文化，除了打鱼，也没什么其他技术，其他的工作很难做，只能做做养殖等和渔业有关的。渔民的出路是个大问题，这么多人。所以，渔业现在面临的问题太多了，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20多年来，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没有好好管，有些积重难返。
《钱江晚报》：现在最迫切需要做的是什么？
徐汉祥：我觉得，有两个突破口，操作起来相对容易，也会比较有效。第一，实行渔具准入和网具管理，要定下标准，包括规格尺寸和数量都要细化，像帆张网等破坏资源的要禁止用。第二，要制定可捕幼鱼的比例和可捕标准。要保护幼鱼，有的渔民用蚊帐一样的网，不仅捕幼鱼，连鱼卵都捕，我印象很深，一条船两三个月捕掉了两亿粒的鱼卵。1989年颁布的《浙江省渔业管理实施办法》就有明确的最低可捕标准：如鱼类，大黄鱼250克、小黄鱼150克、带鱼125克、鲳鱼150克等；如虾蟹类，日本对虾体长9厘米、梭子蟹125克等。但2005年废止后，这个标准就没有了。另外，违法捕鱼违法成本太低了，最高的罚款才几万元，渔民多打一网就赚回来了。在韩国，违法捕鱼罚款是很厉害的，一罚就是上百万。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用重典了。我觉得，要做好这件事，需要管理部门、一线渔民，乃至国家共同努力，渔业资源才会逐渐的恢复。特别是渔民的意识和觉悟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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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仲霞铭：严控将幼鱼当饲料，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幼鱼大多被用于养殖业和饲料厂，保护幼鱼可以从规范这些养殖场的饲料使用做起。现在使用幼鱼的，主要是江苏的螃蟹养殖和福建的大黄鱼养殖。以大黄鱼为例，一斤养殖大黄鱼只卖二十来块钱，但需要几十斤的幼鱼来喂养，很可惜。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不要让养殖业毁了海洋渔业。
台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施华兴：对渔船进行配额管理，规定每年最多能打多少鱼。目前，我国对渔船管理实行的是“过程管理”，即从造船开始，一直管到捕捞、交易等全过程，这样的管理难度很大。可以试着学学韩国的管理。在韩国，实行的是配额管理，即给每条船一定的配额。今年你可以打多少量的鱼，打到了就不能再打，这样就只要控制交易的环节。
台州老渔民徐有庆：不能“你抓我不抓”，东海沿岸都要管起来。作为老渔民，全国海域资源哪里管得好，我很清楚。应该说，台州管得还算严的。不过，如果其他地方管的不严，资源还是要完蛋。
台州民间人士吴宏山：鼓励成立民间保护组织，加强保护资源的宣传。 现在的海洋宣传教育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加强宣传，无论是对渔民还是对消费者，唤醒他们的意识，要让他们一起保护资源，同时也是一种监督。最近，我在做一件事，看看能不能成立一个民间的保护海洋资源协会，这里面有志愿者，有渔民，也要有新闻媒体的人。希望政府能支持我的这个想法。
（来源：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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