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统计数据，2000年近海捕捞量达6万多吨，海洋捕捞渔船共700多艘，到了去年，近海捕捞量已经减少到2万多吨，仍在作业的渔船仅有近400艘。”对于上海渔民的情况，上海市农委水产办公室主任梁伟泉如数家珍。
现状：船少人少鱼少
梁伟泉介绍，上海是典型的大都市小农业小渔业，捕捞业主要集中在滨江临海的郊区。包括远洋捕捞和群众渔业，后者又分为近海捕捞、长江捕捞和内陆捕捞三种类型。
远洋渔业起步于80年代中期。考虑到近海的渔业资源减少，渔业公司主动退出近海渔场，开始往公海进军。目前，上海远洋捕捞的效益较好，水产集团总公司目前有渔船80余艘，捕捞量达到全国第二。主要捕捞区域在中西太平洋、西南大西洋、南美阿根廷附近、西非摩洛哥附近等海域。从事远洋捕捞的上海人并不多，船上一般会雇佣大量外地甚至外国船员。
群众渔业近年来每年的捕捞量都在持续下降。渔民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数量大大减少，过去上海众多渔业村，如今还保留着渔业村感觉的只有金山嘴渔村。目前上海市专业捕捞渔民总数仅剩8000多人，大部分都是四五十岁，而且呈现出本地渔民逐渐减少，外来渔民竭力补位的现状。
近海捕捞渔船主要集中在崇明，崇明还有290艘海洋捕捞船，浦东还有77艘，奉贤、金山各有34艘，宝山登记的渔船只剩下1艘。另外，青浦、松江等区县还有几百条内陆捕捞的小船。“渔船的数量还会继续减少。”梁伟泉说。
成因：人为因素占先
渔业资源减少，梁伟泉认为，主要是五个方面原因造成的。
第一，环境影响，主要是陆源污染排放。经济发展和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平衡，导致海洋、长江都受到严重污染。长江口渔区环境公报显示，这里的水质已经明显下降，赤潮发生频率显著提高。
第二，过度捕捞。据2000年普查，全国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有20万艘。虽然十多年来我们严格执行国家双控管理制度，但随着捕捞技术的发展，捕捞强度还是没有明显降低。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利益驱动，三无船舶从事非法捕捞情况日益严重，管理难度很大，对资源造成了很大影响。
第三，长江还受到工程影响。一些涉水工程项目在带来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改变了水生态系统，特别是对洄游性的鱼类，“你把它熟悉的河道堵死了，它找不到路，就像临产了找不到产房，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这几年，长江资源明显减少，产量越来越低。以刀鱼为例，以前产量有几千吨，现在每年只有50-80吨。
第四，栖息地遭到破坏。过去沿江有众多的鱼类栖息场所，鱼游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可是这些栖息地如今都开发了。“现在经常会发现死的中华鲟，其实是游了很长时间没处休息，它的体力不支，反应力变差了，这时一艘船开过来，它来不及避让，就被螺旋桨打了”。
另外，长江是黄金水道，每天有众多的船只在此航行，沿江又建了许多港口码头，也对渔业资源有影响。
政策：维护渔民利益
上海市政府近年来也连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包括改良渔民的捕鱼设备，解决退休渔民的养老问题，对转产转业的渔民给予技术培训和渔船拆解费用，也通过柴油补贴、增殖放流等方式补贴专业渔民的收入。
2008年，上海市在全国率先推行标准化渔船的更新改造。政府补贴，鼓励渔民完成旧船改造。目前，每条船的补贴金额达到新船成本的四成左右。
2010年，政府出资为每条船安装了报警系统、渔船定位系统、北斗导航系统，大大提高了渔船出海的安全系数，近年来安全事故明显降低。
2005年，市政府解决了失水渔民的“镇保”，退休渔民可以安心养老，减少了不少渔民的后顾之忧。现在，参加“镇保”的渔民每个月能领到1200多元。
增殖放流的力度也在加大，国家每年在这上面的投资达几亿元。2004年，在梁伟泉的建议下，上海成了全国首个将增殖放流资金列入财政预算的地区。能明显看到变化的是中华绒螯蟹，“2007年，蟹苗资源量减少到几百公斤，去年东海水产研究所做了一个调查，现在已经增加到几十吨。”
为了逐步减少捕捞强度，本市还积极推行“减船拆解和转产转业政策”，效益不好的船可以申请拆解，同时领取拆解费用。“这样很多年检不合格的船，没钱维修，渔民就不干了。”截至目前，上海市已经拆了150多艘海洋捕捞船。
（来源：新民晚报 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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